社会象棋的玩家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
只有努力按照这一律令行事，这样你才能同时使它成为普遍法则。——康德

成为狩猎者群体的过程，持续加强了人类的社会化进程。所有那些最聪明的动物都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灵长类动物尤其如此，这是有深刻原因的。

在 变化与选择 系列中，我曾经讲到过 个体选择与群体选择。其实，我们对于个体选择还应该深入探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

让我们延续孟子的智慧，由近及远，探讨群体内个体之间的行为规范，并找到这些因素与人类大脑发展的关系。

亲属选择与利他

我小时候住在幼儿园的大院里，院子中间围着几亩油菜地。夏天里，地里开遍了黄色的油菜花，吸引了很多嗡嗡的蜜蜂在那里飞舞。我伸出自己胖乎乎的小巴掌抓它们，然后放到自己的纸盒子里。这样做了几次，终于被蜜蜂蜇了，手背肿的像个包子，疼了好几天。

蜜蜂的刺上有倒钩，蜇人后缩不回去，刺会将蜜蜂自己的内脏扯出来，蜜蜂会死。自然选择怎么会留下一个如此毁灭性的设计呢？

英国演化生物学家 威廉·汉密尔顿 在1964年发表了两篇开拓性的论文，对蜜蜂的社会性行为给出了解释。

汉密尔顿认为，演化中生物的适应性以成功繁殖它的相同基因来衡量。因此，在计算个体的适应性时，需要将它们在养育与保护近亲的后代中做出的贡献也计算在内。在这个框架下，尽管有时候保卫与抚育亲属会损失个体的利益，但是，只要整体来说还是有收益的，那些奉献和牺牲就会被个体采纳。

这就是 亲属选择 ，是对达尔文演化论的成功拓展。

我们用示意图来计算一下。

（图片来自《人类简史》一书）

上图中5号是我自己，可以通过阴影面积看到其他人和我的基因共享率。

假设某次出行中遇到了危险，我可以冒一定的风险来拯救自己的亲属。

按照这个规律来计算，我可以用自己半条命来换我女儿的性命，或者冒着1/4的生命危险来挽救我的侄儿。当然，我在斟酌时，还会考虑他们的年龄、亲疏、未来前景等等。可以肯定，这些由人脑中的内置模块来计算，速度极快，在瞬间我就会决定是不是出手。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计算可以扩散到我所在的血缘群体中。如果需要冒风险去维护他们，我都会考虑到亲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帮就帮。

在本质上这符合自然选择的规律。如果通过利他行为，某个基因得以保留，则该基因的后续个体中，会继续鼓励此类的利他行为，因为这有利于该基因的继续延续。这样，该基因就会在一个血缘相近的群体中流传开来。

汉弥尔顿提出把个体的适应度与它亲属的适应度，按照血缘关系进行加权，合在一起，称为 整体适应度。演化倾向于提升个体的整体适应度。整体适应度理论是一种 进化稳定策略。

进化稳定策略，简称ESS，是一组策略，当种群在适应特定环境时采用该策略时，它不会被其他策略所取代。ESS由约翰·梅纳德·史密斯和乔治·R·普莱斯于1972年提出，它是行为生态学、进化心理学、博弈论和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ESS是 纳什均衡 的特例，而是纳什均衡也是“进化稳定的”。

ESS描述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某一组行为策略在种群中占据优势，而其他行为策略难以取代之。具体来说，如果绝大多数个体选择进化稳定策略，少数突变者就不可能侵入到这个群体。换句话说，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下，突变者要么改变策略选择进化稳定策略，要么退出群体而在进化过程中消失。

要注意的是，进化稳定策略并不能解释群体如何达到稳定状态，它只关注已达到稳定状态后的抵抗力。

整体适应度是亲属之间利他行为的根源之一。为了延续我的基因，我会照顾自己的孩子，也会照顾近亲的骨肉。大家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但是，整体适应度成立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群体以血缘关系来维系。在这方面，灵长类动物中有两种不同的群体构成模式，雄性出走 与 雌性出走。

生物学家发现，如果成年雄性之间激烈争夺与雌性的交配机会，则雄性的体型远较雌性大。

稀树草原上的雄狒狒是雌狒狒的两倍大。这表明，雄狒狒成年时会离开原生群体而加入附近其他群体，之后便与已在该群体中的其他雄性处于竞争状态。这些同群的雄狒狒彼此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它们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这属于雄性出走，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是这个模式。

但是黑猩猩与它们不一样。成年雄性留在出生的群体，而成年雌性转移到别的群体。这样，群体内的雄黑猩猩之间由于存在血缘关系，它们可以彼此协商分配与雌黑猩猩的交配机会。在狩猎时，它们还合作将猴子逼到树上，并合作对抗其他黑猩猩群体。合作大于竞争的现象反映在了雌雄体型比例上，雄性只比雌性大15%～20%。

南方古猿的体型比例与狒狒类似，可以合理推测，南方古猿也是雄性出走。到了直立人时，出现了重要变化：男性身材比女性大不超过20%，与黑猩猩一样。

所以，人类学家罗伯特·弗利和菲利斯·李认为：在远古人类历史上，也伴随着群体结构的改变。远古人类群体中成年男人们一起留在原生群体里，而女人们则转移到其他群体。其实，从直立人狩猎开始，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推断出这种改变。因为狩猎由男性群体来进行，有血缘的男性之间更容易协作，这将给群体带来更大优势，逐渐胜过那些协作较差的群体。

在偏远的小村庄中，在历史文献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 女性外嫁 的情况。

远古的宗族村落、部落邦国，都以血缘关系来维系，因为 血缘关系能够鼓励互利协作，提升他们的整体适应性，这符合演化规律，进而成为了人的本能。人类的利他行为与自身的基因延续紧密相关，它是基因的裙带关系的体现，人们会因为帮助亲属而获得更多延续自己基因的机会。

可以说，按照血缘关系扩展的利他行为，有利于延续自身基因，并由于博弈而成为整个群体的稳定策略。这样的群体，具备生存优势并且非常稳定。

但是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人类为什么还有许多发生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的利他行为呢？

我们可以换个思路。最初由于演化的 算子 是基因，所以演化以延续基因为目的。

当人类的文化发展之后，人类演化的算子也就逐渐转移到了文化观念上来。此时，人们不仅仅生活在血缘群体中，还更多地生活在文化群体中，文化群体更大更广泛。

这时候，人们也会基于同样整体适应度理论的内在逻辑 ——延续文化观念 —— 而互相帮助。这种互助互惠，不再是仅仅基于血缘，还基于共同的文化认同。

更简单地说，那些能促进有共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互相帮助的文化观念，在长期演化中，获得传播优势，得以延续自己。而那些不鼓励互相帮助的文化基因，则失去了传播优势，逐渐消失。

而且，当一部分人由于利他互助而获得生存优势之后，其他没有这样做的人就会落在下风。这样，其余的人也不得不加入到 互助群体 中来。

这就是人类为何生活在各式各样的群体之中的原因。

但是，做出利他行为的决定权仍然在每个人自己。是某个具体的人自己决定这样做，因为每一次利他行为，都意味着风险和损失，是一种权衡。毕竟，博弈成立的前提是，每个人行使自己的意志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再三说过，自然选择的作用点，始终是在个体身上，它的巨手在个体的头上点选。

大自然中有一些真社会的昆虫，比如蜜蜂、白蚁、行军蚁等等，它们之间通过信息素、舞蹈等等简单的信号机制来遵守规范，信号的源头往往是群体中的核心成员——蚁后或者峰后，这样的真社会都是严苛固定的等级社会，它们的不同类型之间有着极大的生理差异的。

与它们不同，在灵长类群体中，个体的认知能力到达了某个阈值。个体有了记忆，能够识别其他个体，有了更多的行动可选项，其变化的概率空间更大，它们之间是通过博弈来建立行为规范，这种博弈是去中心化的，是一种 分散计算。

经由这样博弈而达成的群体秩序，我称之为 自发秩序。自发秩序中也有等级成分的，但是这些等级是更像是个体的角色扮演，是变化而非固定的。高等动物的个体之间，也没有像真社会昆虫那样的极大生理差异。

这是理解我们自己以及人类群体的入口。

生活在群体中的个体为了获取生存优势，参与 博弈 成为必要，这是一次根本改变。经由博弈形成的行为规范，是实事求是因势利导的。因此，这样群体的演化含有自我调控的反馈性质，从而获得更加灵活多变的适应力。

从直立人开始，我们人类自己逐渐成为这方面的佼佼者。

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发现其实很多美德都是在群体中博弈的结果。

道德与良知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孔子

在所有物种中，只有少数哺乳动物，包括黑猩猩、倭猩猩、大象、狼、狗、海豚、鲸与老鼠等，拥有道德观。这些哺乳动物，包括我们自己，分别来自灵长目、肉食目、鲸目、啮齿目和长鼻目这五个不同的目。因此可以推断，动物的道德之形成，曾经独立进化过多次，是典型的 趋同进化 。

我们将这些动物群体中诸如利他、诚实、信任、同情等行为的背后逻辑，统称为 道德。道德使这些动物超越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同理心是道德的基石。只有能够对同伴的痛苦感同身受，动物们才会同情对方的遭遇，从而采取行动，帮助对方避免所经历的苦难，这对群体以及自身都有好处。

同理心只有在少数动物身上才有，它是演化的新产物，需要 镜像神经元 的支持。在数百万年的时光里，这些动物们演化出了相似但并不雷同的神经系统和道德法则。可以设想，在群体行为适应度景观中，这些动物各自占据着临近的不同山头。

毫不意外，这些动物都生活在群体中。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群体生活是道德形成的前提。

在这些动物中，灵长目、长鼻目和鲸目是所有动物中脑化程度最高、最聪明的动物。因此可以推断，在认知能力达到某个阈值之后，结成互助群体，是提升生存适应度的必由之路。在具备记忆能力，能够识别同伴，有了一定程度的预见性的个体组成的群体中，才有了 博弈 的可能性，只有足够聪明的动物才能做到这点。

在道德规范中包含许多成分，但其首要成分是人人心中最基本的 公平 概念，我们看一看它如何在演化中成形的。

威廉·汉密尔顿 于1981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探讨如果 囚徒困境 的情形在不同参与者身上多次发生后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他发现，在经历了囚徒困境的多次迭代后，并且在遇到相识的参与者的几率很高的情况下，最好且进化稳定的策略是：

1. 在双方都是第一次参与此情境时进行合作；

2. 如果对方并非第一次参与此情境，重复对方上一次的行为；

3. 记住对方在上一次情境中的表现。

换句话说，根据上次的经历来决定这次的行动，如果一个熟人群体中的大部分个体采取这种策略，那么整个群体就会稳定在这种行为规范上。这种行为规范被称为 一报还一报。它的本质是，任意两个体之间可以进行利益交换，但是交换的期望值是，任意一方从对方获得的收益与付出给对方的成本相当。

如果以物理规律来类比，这就像是能量守恒法则。

动物中的一报还一报行为很多。例如，猴子们互相挠背是互惠行为。我现在给你挠背，以期你不久给我挠背。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下一次你再要我给你挠背，我会翻出这笔旧账。有研究指出，在同一群猴子中，如果有一些猴子之前给另一些猴子捉过虱子，后者会更愿意在未来帮前者捉虱子。

一报还一报很简单，只需要这么几步，就可以在一个不大的群体里建立稳定的合作氛围。因此，在具备认知能力的高等动物中，这个行为规范被广泛采用。古人所说的，投桃报李，感恩戴德，都是这个意思。所谓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则以反问的方式，强调了这个原则。

一报还一报既鼓励协作，又惩罚自私。它鼓励协作的这个方面，我们通常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表达——互惠。

在博弈理论中，参与方都有获益，同时没有任何个体获得损失。这种行为被称为 互惠。互惠和前面提到的利他行为之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在于其时效不同。

上一节提到的利他行为中，利益是一次性瓜分的。例如，当人类狩猎者们分享猎物的时候，所有参与者一起一次性瓜分了动物尸体。当他们晚上在洞穴里聚集在一起烤火取暖的时候，所有个体都能在同时收益，没有任何人有损失。

互惠的存在，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施与者帮助接受者，这给施与者带来成本。回报不是即时发生，且有不确定性。因此，群体中，互惠的存在需要个体拥有记忆力与持久的关系。个体还是需要拥有一定的认知能力才能实现互惠行为。

在一报还一报的基础上，更高层次的道德规范逐渐构建起来了，比如保护弱者。

1983年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的书 《黑猩猩的政治》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该书介绍了一个荷兰动物园里黑猩猩的群体生活以及权力变迁。有读者这样评论：

看过此书后，我看待办公室斗争或学术机构的政治斗争的视角完全变了。

关于保护弱者，我举一个《黑猩猩的政治》中的例子。

一只雄性黑猩猩能否成为首领，不仅取决于他是否强壮，还取决于能否得到群众，尤其是雌性黑猩猩的支持。保护弱者，保护雌性，是首领的职责。鲁伊特是黑猩猩群体的第二任首领，在成功取代前任之后，他就承担了维护群体公平的职责。具体表现为，在两个黑猩猩争斗的时候，站在弱者一边。一年后，鲁伊特支持输家的比例更进一步上升到87%。这样做并非是一种善行，事实上，他的地位依赖于此。

从博弈的角度来讲，假设一个群体中从强到弱有 A，B，C，D四只雄猩猩。假设A是首领，它违背了前面的保护弱者的原则，在C与D的争执中支持C，之后又在B与C的争执中支持B。那么，当某天B站出来挑战A时，A面临的情况是，C与D——如果它们还健在的话——都不会支持它，A必须独自面对B的挑战。相反，如果采取保护弱者的策略，则在了B挑战A的那天，C与D都会来支持A，胜算大增。

同理类推，不光对于首领，对于这个序列中的任何一位，保护弱者都是合理策略。

所以，采取符合道德的行为方式，是群体中每个成员的明智之举。

至此，我们大致理解了群体里无血缘关系的个体之间的互惠行为。诸如同情、公正、互惠、仁慈等等品质，它们有利于个体的存续，有利于群体的稳定，因而保留在基因中，成为我们的一种本能，并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被称为 良知。

良知在大脑中有属于自己的居所—— 前额叶皮质，也就是我们额头后面。这部分是演化中大脑最新扩展的部分，也是孩子大脑中最晚成熟的部分。许多关于脑损伤的案例表明，对前额叶皮层的损伤会导致病人道德感的削弱甚至消失，根本地改变病人的行为。当这种损伤发生在孩子身上时，他们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形成道德感了。

前额叶皮层就像电脑操作系统中的系统进程一样，在人清醒时始终处于激活状态，消耗了整个大脑的60-80%能量，可以想见其重要性。

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神经科学家甚至测量了良心对无意识心理过程行使否决权——这个过程被称为 自由意志 ——所必需的时间，它在大约350-400微秒内发生。

我们的身心伦理与良知密不可分，我们会屡次回到这个主题上来。

那么，是不是基于血缘的利他行为，加上以熟人群体为基础的一报还一报就可以解释群体中所有的行为模式了？

情况就这么简单么？

恐怕并非如此。

共情与机会主义

所有人都具有一种持续不断、永不停息、前仆后继、至死方休的权力欲望。——托马斯·霍布斯
人们总要以他人为代价来实现自我。谁不理解这一点，谁就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尼采

人类超配的大脑可不是一个摆设，它赋予了人类一项与众不同的能力 —— 想象。人类可以基于观察到的现实世界中的规律，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模型，然后假设不同的选项，推测可能的后果，从而选择其中最有利的选项。

我在 众生的大趋势 中提到的作为格力高列式生物的人类，不仅自己进行情景想象，还将他人与群体纳入自己的想象中来，这是人类的独特能力。人既会设想自己怎么做，还会设想别人会如何做。人既要顾及自己的感受，还要揣摩他人的心思。

回到上一节中ABCD四只黑猩猩博弈的例子。如果只在保护弱者与助纣为虐这两个策略中选择，当然保护弱者获得了优势。但是，如果黑猩猩B格外有心机的话，它可以这么做：在C与D的争执中，违背保护弱者的规范，帮助C。然后等到自己挑战A的时候，就有可能与C一起，面对A和D，这样有一定的胜算。

所以，当个体的认知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可以预见事态的发展之后，那些原先的群体内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那些老派做法，就会面临新的挑战。一些野心勃勃的个体，就会别出心裁，用新招式来挑战旧秩序。

这类基于当时的情形进行想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多个可能性中选择最能以自身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做法，我称之为 机会主义 。这里，机会主义不是一个贬义的词汇，而是指能够判断局势，随机应变的心智能力。

共情，也就是揣摩他人想法，这是机会主义者的入门技能。没有它作为首发的技能，后续的其他策略都无从着手。好在人类在演化中早就有了同理心这项能力，将它稍微延申一下，不仅同理苦痛，还能同理欲求，这样可以逐渐掌握同伴的心思。

不过，这项基本能力是入门容易精通难，因为，它是一项递归的能力。当A在揣摩B的时候，B也有揣摩能力，知道A在揣摩自己，所以B会掩饰真实的想法，用虚伪的表象来误导A。A也知道B在误导自己，不过他还是想抽丝剥茧，找到B的真实想法。二人就像棋盘对弈一样，你想5步，我想6步，最后比的是算力。

共情能力对人类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在揣摩别人心思的时候，所依赖的机制，实际上是换位思考或者说推己及人。也就是说，我们是基于对自身的理解，然后将自己放到对方的位置上，假设自己在那种情形下会如何行动，再根据对方的特质加以修正。

这样，共情能力与人类的自我认知深深地连在一起。在群体中，明确自己与他人的界限，识别自己的利益，在他人眼中看到自己，在自己心中评价他人，在实践中不断更新这些认知。在这个持续过程中，我们头脑中的 自我意识，也就逐步浮现出来了。

自我意识一旦萌芽，就不会消失，因为自我意识较差的个体处于不利地位，那些稍占上风的个体则获得生存优势。一场军备竞赛使这个过程继续进行，不断地提高个体的智力并增强自我认知，直到具有反思能力的真正自我在大脑中出现。

有了想象、共情与自我，就可以发展更多机会主义的技能了，比如 伪装 。使用伪装，来按照自己的想象误导与操纵别人，这是想象的自然延申。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只在程度上有差异。

在《黑猩猩的政治》中：

丹迪是四只成年雄黑猩猩中最年轻的。首领尤其不能容忍丹迪与成年雌黑猩猩之间的任何性交活动。然而实际上，丹迪却偷偷地与雌黑猩猩们交往。每当丹迪与某只雌黑猩猩“预约”后，他们就会假装只是碰巧地先后朝同一个方向走。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就会在一排树干后面相会。在交换几个眼色，或者以肩肘部轻快地触碰对方后，这种“约会”就随之发生。

另外一个科学家观察到的例子：

黑猩猩A独自在喂食区，一只电控的箱子打开了，里面放着香蕉。此时黑猩猩B走了过来，黑猩猩A迅速关上箱子并若无其事地走开，看上去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等B走开之后，A才打开箱子取出香蕉。但是A也上当了，B并未离开而是藏了起来，暗中观察。

机会主义者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他们对于行为的投出产出的效能，有一种本能的判断力。那些以较少精力获取较大效果的行为，那些能够获得戏剧性反馈的行为，尤其使机会主义者们满意。这种投入与产出的不成比例，被称为增值报偿，是机会主义者的关注点。

黑猩猩与人类的儿童都喜欢敲打东西，他们喜欢的是那些用力最小、响声最大的东西。孩子们喜欢轻轻一拍就跳很高的皮球、轻轻一弹就飞过头顶的气球、轻轻一推就滚动很远的带轮玩具、棉花糖与泡泡糖等等，还有我们喜欢的鞭炮，这些东西是最有吸引力的，它们都符合增值报偿原则。

我通常将那些符合增值报偿原则的事物，称为 杠杆 。寻找杠杆，发现杠杆，是机会主义者们的乐趣。我们可以在赌场或者证券交易所看到大量这样的人群。

第一个杠杆，就是 利用他人。是用自己的辛苦行动来获得产出，还是让其他人的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抑或直接间接占有别人的产出，当然是后者更让人满意。

利用他人的行为当然只能发生在群体中。在群体中，才有可以被利用的其他对象。一个人与自己的宠物狗之间，是不可能存在机会主义的。

在一个运行良好的互助群体中，机会主义者反而有良好的运作空间。因为，如果道德规范是大多数个体所遵守的，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确定的。基于这种预期的确定性，机会主义者就可以制定针对性的策略，获得自己的利益。

利用他人的倾向，从伸展自身意志的角度来看，还有一个更有哲学味儿的名称：权力意志，或者说 主人的道德 。

结盟 是另一项常见的杠杆，它是利用他人的增强版。因此，不断寻找与构建自己的联盟，识别与破坏对手的联盟，这是机会主义者最常做的功课。

比如，狒狒群体是由两到三只成年雄狒狒共同领导的，这两三只狒狒组成了所谓的核心层。离开了彼此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一些普通雄狒狒在单独面对核心层内的单个雄狒狒时根本就不会表现出任何害怕的迹象。为了控制住他们的对手们，核心层成员必须形成一个共同阵线，一致对外。

如何达成联盟，以什么共识达成联盟，怎么分配利益，那又是机会主义者们的一堆技能点了，实在太复杂专业，可以参考书籍 《独裁者手册》，这里就不展开了。

此外，利用自己群体中的地位，让对方自觉服从自己，而非使用自己的武力压服的方，这也能带来很高的杠杆比率。所以，怎么能够获得群体内部的更高地位，或者说，怎么获得 权力，则是机会主义者的另一项功课。

我这里只是简单地列出了几项机会主义者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在孩子们身上，在人群中，在屏幕上，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发现这些特质。

就这样，拥有着最高认知能力的人类，他们硕大的头脑可就闲不下来了。从这个物种诞生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忙于各种权术。

黑猩猩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精彩表现。《黑猩猩的政治》的作者提到，马基雅维利 书中的所有段落都可直接用来解释黑猩猩的行为。

但是，机会主义者的技能，是不是都是这些带负能量的东西？也不全是。

比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两只黑猩猩的战斗刚刚结束不到一分钟，两个原先的对手就会急切地跑向对方，长时间热烈地互相亲吻和拥抱，而后互相帮对方护理起毛皮来。

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进行了尝试，但是没法解决问题之后，黑猩猩就要回归常态中另想办法。否则，长期的对立将给其他潜在对手利用的机会，这不符合自身的利益。

一个精明的机会主义者，以其出色的认知能力，懂得下面的道理：

机会主义者之间互相利用，争夺权益，互不信任。而且，机会主义者们倾向于不事生产，坐享其成。这样，当太多的机会主义者挤在一个群体中时，会降低所有投机者的杠杆比率。相反，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利他互惠的群体之中，那些少数的机会主义者才有更多的杠杆可资利用。

因此，精明投机者的最好做法是：

这样，以利他互惠为主体，掺上少量的机会主义，构成了一个演化稳定的群体。

好了，再延申下去，就进入政治学的范畴了。我们打住，回到演化中来。

那么，为什么是人类最终成为了机会主义者呢？

人类怎么就不能像刺猬、豪猪和臭鼬那样毫无顾忌地东闻西嗅，或者像狮子猎豹那样大摇大摆地捕杀猎物，或者像熊猫考拉那样偏安一隅，咀嚼着无人争抢的食物？

那些动物是专门适应者，它们都有独门绝技，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无虞。它们的身体与基因，已经为那些绝活儿做出了太多的特定演化，积重难返。但是，一旦环境改变，它们就要倒霉了。草原退化，桉树减少，竹林枯死，都可以导致狮子考拉与熊猫陷入绝境。排行榜上无数的过气霸主都是这些消失的。

人类大脑的强大信息处理能力，是针对复杂性本身的通用能力。具备了这项能力，才可以成为顶尖的机会主义者。

也许，正是因为人类在演化的道路上经历的变化与挑战太多，历经磨难，最终他们才成为了现在的 通用适应者，这既是幸运，也是没法子的事情，就像你要爬过很长一段不规则的狭窄洞穴，你只能将自己身体保持在最大柔软度。

实际上，灵长目动物都是机会主义者，人类不过是其中特别典型的。

如果机会主义在内部泛滥的话，为什么群体没有崩溃？这不仅是由于群体内部的资源有限，无法供养太多的机会主义者，还因为我在 个体选择与群体选择 中引述的威尔逊的观点，群体之间的竞争压制了群体内部的腐化。

猴子、黑猩猩、直立人，都是具有领地的群体，群体之间对于领地的争夺常年发生。有记录显示，在非洲，几年中死于群体战斗的黑猩猩有上千只。这些牺牲都是群体选择的代价，是这种代价，维持了灵长目动物的群体秩序。如果没有发生在群体级别上的选择过程，则群体就会逐渐失去秩序，这是完全符合选择构建秩序的物理学内涵的。

等级制度

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
对黑猩猩的认知帮助我看清了人类行为。 ——《黑猩猩的政治》

对于群体的眷恋与依赖，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是美德的来源，是宗教的基础，也是智力的当之无愧的塑造者。

之前，因为树上的攀援，树下的直立行走，双手使用工具，奔跑与狩猎，火的使用，远古人类已经多次显著地发展了自己的大脑。

开始互相之间无休止地博弈之后，人类本已经硕大的头脑更加忙碌了。因狩猎而改善的肉食以及烹饪方式，也在物理层面保障了大脑发育和能量供应。

然而，这种忙碌是无止尽的。

在群体博弈中，人类的对手不是别的物种，恰恰是人类自己。当面对同等聪明的对手时，怎么发达的头脑都不算过分。人脑的每一次进步，都进一步将这种博弈推向白热化。这过程就像周伯通左右互搏或者 AlphaGo Zero 自我对弈一样，将人类大脑不断推向生理的极限。

所有灵长类动物都生活在群体中，这些群体的结构都是等级结构，无一例外。实际上，除了现代人类之外，所有的动物群体都带有等级色彩。

不能简单地说，等级结构是“坏的”，它是一种反映实力的秩序安排，是在变化中动态调整的，给群体生活带来了逻辑上的一致性。

个体在等级结构中博弈，直至达成暂时的平衡。这一平衡决定了各个成员的等级地位。此时，各种变化着的因素到达了一个稳定状态。当群体处于稳定状态后，等级秩序限制了更大幅度的竞争与冲突。繁育孩子、玩游戏、开趴体、一致对外都依赖于这个稳定性。

但在相对稳定的表面下，群体内的形势总是处在流动变化中，权力的平衡每天都在遭受测试。如果这种平衡性太弱，那么，它就会受到挑战。然后，一个新的平衡就会建立起来。

因此，受检验的动态调整的等级结构是建设性的。

让我们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一看，在等级群体中生存适应度的更多内涵。

在等级结构的群体中，繁殖的机会与个体的等级地位直接挂钩，对生殖机会的争夺到了白热化程度。

从《黑猩猩的政治》中列举的情况来看，地位高的雄性的性交次数，远远比普通成员高。首领直接禁止其他雄性约会雌性。更为残酷的是，因为争风吃醋，在一次合谋的叛变中，两只雄性携手给另一只雄性做了去势手术。另外，一些野外研究表明，一些新获得地位的成年雄性黑猩猩会有计划地杀死非己出的婴儿，从而让哺乳中的雌猩猩重新进入发情期。

繁衍的成功由性交的成功转化而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成年黑猩猩都那么野心勃勃了。只有获得更高地位，才有繁殖后代的可能性。那些温顺的雄性是没有后代的，在演化中消失了。不过，那些情商高懂权谋的个体，即使不是最强壮，也还是有一些施展机会主义得逞的机会。

远古人类与黑猩猩相比有过之无不及。每一次生育，都是一次针对力量与智力的筛选，促进了智力的发展。

不同的是，随着直立人认知能力的提升，当狩猎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之后，狩猎所需要的大规模普遍性的协作，使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内耗的 群婚制，走上了一夫一妻的 配偶制，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从此，他们可以从单纯的生殖竞争中分出一部分智力和精力，投入到其他领域。

因为远古人类群体中互相之间的揣摩伪装、争权夺利、争风吃醋等等需要，将人脑不断扩大的过程，这被称为 社会智力假说，由 尼古拉斯·汉弗莱 在1988年首次提出。社会智力又被称为马基雅维利智力。这样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说权力刻在了人的骨头里。

制造工具只需要少量脑组织参与，而实践机会主义则需要大量脑组织来完成。

1986年《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智力在社会环境中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智力对于满足技术要求的重要性。罗宾·邓巴 考察了不同灵长类的大脑皮层后发现，那些在大群体中生活的，在进行 社会象棋 比赛的物种的大脑皮层面积最大。大脑皮层 正是大脑中用于思考的部分。邓巴总结说 “这与社会智力假说一致”。

那么，这些就足够解释人脑的发展了吗？

还不够，还缺了临门一脚。